阿远在一条即将拆迁的老街上，找到了一间照相馆。
说是照相馆，其实门面窄得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字：留光社。旁边还有一行小字——“拍一张少一张了”。
阿远推门进去。门框上的铃铛响了一声，掉下来一小撮灰。
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人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擦拭一台老式胶片相机。他抬起头看了阿远一眼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热情，只是把相机放下，问了一句：“拍照？”
“不……我是美术学院的，想在拆迁前记录一下这条街。”阿远背着一个帆布包，里面装的是素描本和碳笔。
老人点了点头，又低下了头，继续擦相机。
阿远在照相馆里转了一圈。墙上挂满了照片，全是黑白的，有些已经泛黄发褐，边缘卷起了毛边。照片里的人有笑着的、有严肃的、有抱着孩子的、有扶着老人的。每一张脸都定格在一个已经过去的瞬间里。
他在一张照片前停下了脚步。
那是一张全家福。一对年轻的父母，抱着一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。父亲穿着工装，母亲扎着两根麻花辫，笑得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。照片的背景就是这间照相馆——墙上挂着的同一块深蓝色布幔，现在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只是褪了色。
“这是我。”老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阿远回头，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他身后，指了指照片里那个婴儿。
“您？”阿远看了看照片，又看了看老人。
“一九六八年。我三个月大。”老人说，“这张照片是我爸拍的。他也是个照相师傅。”
老人姓陆。他的父亲老陆，原本是县城文化馆的职工，年轻时喜欢摄影，攒了两年的工资买了一台海鸥牌双反相机。一九六五年，老陆在这条街上租下了这个门面，开起了留光社。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桩隆重的仪式，逢年过节、孩子满月、老人过寿，才会全家换上最好的衣服，走到照相馆来，正襟危坐，面对镜头。
“我爸常说，照相就是把光留下来。”陆老走到柜台后面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相册，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“他说人留不住时间，但光可以。”
阿远翻开相册。里面全是一个女孩的照片，从一周岁到十八岁，每年一张。前面几张是黑白的，到后面慢慢变成了彩色。女孩从襁褓里的婴儿长成了扎马尾的少女，笑容越来越大，牙齿也从小小的乳牙变成了整齐的恒牙。
“这是我妈。”陆老说，“我爸从她一周岁开始拍，一直拍到十八岁。后面她嫁人了，嫁到了隔壁省，就不拍了。”
“为什么只拍到十八岁？”
“女大不中留嘛。”陆老笑了一下，但笑容里有一种阿远说不清楚的东西。
阿远继续翻相册，发现后面还有照片。一个年轻男人的面孔出现在相纸上，穿着军装，站在火车站前，背景里有一列绿皮火车。
“这是我，”陆老的声音低了一些，“去当兵那年拍的。一九七八年。”
照片上的年轻人身板挺得笔直，眼神亮得像两颗星。
阿远往后翻，想看更多的照片，但接下来的页面都是空白的。相册的后半部分全是空相框，一张相片都没有。
“后来呢？”
陆老沉默了很久。照相馆里只有墙上那架老挂钟在走，滴答，滴答。
“后来我爸生病了。病来得急，两个月就走了。”陆老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。“那一年我二十三岁，从部队回来，接了他的班。”
“您就接下这间照相馆了？”
“嗯。一开始觉得不难，我爸教过我，暗房怎么用、药水怎么配、显影定影的时间怎么掌握，我都知道。”陆老拿起柜台上一张照片，用袖子轻轻擦了一下不存在的灰尘。“但我爸没教会我的是——怎么当一个被别人依赖的人。”
“这条街上的人，拍结婚照来找我，拍满月照来找我，拍毕业照也来找我。我爸在的时候，他们信任这间照相馆。我爸不在了，这份信任落到了我头上。”
陆老说到这里，看了阿远一眼。“你学美术的，你懂。镜头后面那个人，是要对得住那些期待他按下快门的人的。”
阿远点了点头。
他想起自己学画的第一个老师说过的话：一幅画的下面如果写了你的名字，你就要为这幅画里的一笔一划负责。
快门也是一样。
陆老站起来，走到角落里的一台老式大画幅相机前。那台相机包着黑布，黄铜的镜头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暗哑的光。
“这是我爸留下来的，他那个年代用的主力机。”陆老拍了拍木质的三脚架，“现在当然不用了，数码相机方便太多了。但我有时候还会用它拍几张。”
“拍什么？”
“拍这条街。”陆老指了指门外，“拍了快十年了。从第一条‘拆’字贴到墙上开始，我每个月拍一张同一个路口。春夏秋冬，拆掉一栋，又拆掉一栋。”
阿远愣住了。他走到门口，顺着陆老指的方向看出去。老街上零星有几个行人，墙上的“拆”字已经被风雨冲刷得有些模糊了，但那个圆圈还在，像一个句号。
“拍了多少张了？”
“九十七张。”陆老说，“等拆完的那一天，刚好一百张。”
阿远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觉得喉咙有点堵。
“来，我给你拍一张。”陆老说着，把大画幅相机转了过来，对准了阿远。
“我？”
“你不是要记录这条街吗？”陆老说，“以后这条街没了，至少还有一张照片告诉你，你曾经站在这里。”
阿远没有拒绝。
他在相机前面站好，背景是那面褪了色的深蓝色布幔，和一九六八年那家三口背后的是同一块。
陆老把黑布蒙在头上，对焦，调整光圈。
“笑一下。”
阿远笑了。不是那种对着镜头刻意挤出来的笑，而是一种很自然的、带着一点感慨的、被什么东西打动了的笑。
喀嚓。
快门的声音清脆而干脆，像一颗石子掉进一池静水。
一个月后，那条老街的拆迁正式启动。阿远从学校请了假，专门赶过去看最后一眼。
留光社的卷帘门已经拉了下来，门上新贴了一张告示：“留光社即日起关闭。感谢各位顾客六十年来的支持与信任。”
落款日期是昨天。
阿远站在门口，拿出手机想给陆老打个电话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存过陆老的号码。他们上次见面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那张照片拍成了什么样。
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发现门缝下面塞着一个信封。上面写着“美术学院阿远收”。
他拆开信封。里面是一张照片。黑白的，他在那面褪色的蓝布前面笑着，笑容里有一点茫然，一点期待，还有一点他自己也没察觉到的——年轻。
照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，是毛笔写的，笔迹微微有些抖：
“光留下来，时间就没有白走。祝好。”
阿远翻过照片，正面是那个穿着军装、眼中有星光的年轻人在一九七八年的火车站。
他忽然明白了那本相册后半部分为什么是空白的。
不是因为后来没有故事了，而是因为后来的每一张照片，拍的都是别人。
—
阿远把这张照片贴在了画室的墙上。每次在画布上打退堂鼓的时候，他都会看一眼那个一九七八年的年轻人和他眼里的光。
他不知道陆老去了哪里。但那张照片一直提醒着他：你按下的每一次快门、落下的每一笔、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光留下来的一种方式。
老街没了，但留光社的最后一帧光，被他带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