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南老街的拐角，有一间修表铺子。
铺子没有招牌，门口只挂着一只老旧的挂钟——指针早就停了，停在三点十五分。街坊邻居来来往往，谁也没在意过那只钟停了多久。但老顾客都知道，往里走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就能找到全城最好的修表师傅。
师傅姓沈，六十来岁，戴着一只放大镜，常年低着头，背微微弓着，像一只安静的老猫。他的工作台上堆满了各种零件：齿轮、发条、游丝、宝石轴承，小的要用镊子才能夹起来，稍有不慎就会弹飞不见。台灯的黄光照在他手上，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疤痕——那是几十年和金属零件打交道的印记——但稳得出奇，像一座不会晃动的山。
沈师傅的爷爷就是修表的，父亲也是。他从小在钟表堆里长大，别的小孩学走路，他学认齿轮。十二岁就能独立修一只机械表。今年他六十二了，修表修了整整五十年。
他修的不仅仅是表。每一只被送到他手上的表，都带着一个故事。
有个年轻人送来一只老上海手表，表盘已经泛黄，刻度模糊不清，表带断了一截。他说这是他爷爷的遗物。爷爷走了三年了，表也停了三年，他找了好几个地方，没人愿意修。
“太老了，零件不好找。”别人都这么说。
“能修吗？”年轻人站在工作台前，语气小心翼翼，像怕听到拒绝。
沈师傅把表接过来，翻过来看了看机芯，对着放大镜端详了半天，说：”能修。发条锈了，两个齿轮磨损了，摆轮也得调一下，得换零件。”
“多少钱都行。”
沈师傅没接话。他放下放大镜，转过身去，从身后一个旧铁皮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。铁盒上印着八十年代的商标，漆面已经斑驳。他打开盖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排老式零件——有的市面上已经绝迹了，是他四十年来一块一块攒下来的。
他挑了一个大小合适的齿轮，用镊子夹起来，对着光看了看，又拿游标卡尺量了一下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把它装进了机芯里。
年轻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没有玩手机，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沈师傅工作。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走着，有的快一些，有的慢一些，交织在一起，像一片安静而绵长的心跳。
两个小时以后，沈师傅放下了工具，把表上了弦，贴在耳朵上听了听。秒针走得很匀，声音清脆有力。
“好了。”他把表递过去，”以后记得上弦，三天一次。别放太久不戴。”
年轻人接过表，没有看时间，而是先贴在耳朵上，闭着眼睛听了很久。然后他睁开眼睛，眼眶已经红了。
沈师傅什么也没说，低下头，继续修下一只表。
那是一块女表，表盘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，表壳是很小的圆形。表带是红色的，已经褪了色，但能看出当年一定很好看。
第二天来取表的是一位老太太，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。她进门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双手攥着衣角。
“师傅，我的表修好了吗？”
沈师傅从抽屉里拿出那只表，表带已经换了一截新的，表盘擦得干干净净。老太太接过来的时候，手指微微颤抖。她不停地摩挲着表壳，说：”这是我结婚的时候，他给我买的。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六块钱，这块表花了四十二。”
沈师傅点了点头，没有打断她。
“那会儿刚结婚，穷，但他非要给我买一块好表。”老太太继续说下去，声音很轻，像是说给自己听的，”他走了八年了。这只表我一直戴着，从来没摘过。前段时间它突然停了，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没人能修，都说零件不好找了。”
“现在还能走吗？”
沈师傅指了指墙上的钟说：”你自己听听，跟那个对一对。”
老太太把手表举到耳边，贴近了，仔细听着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红秒针一格一格地走着，发出细微而均匀的声响，像一颗微小但有力的心脏。
她听了很久。
“对，对，一秒都不差。”她说着，眼泪就那样毫无征兆地淌了下来。
沈师傅还是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递了一张纸巾过去。
下午四点多，铺子的门被推开一道缝，一个小脑袋探进来。是个穿校服的小姑娘，扎着马尾辫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只电子表。她走到工作台前，把表放在桌上，表带的扣环那儿裂了一道口子。
“叔叔，这个能修吗？”
沈师傅接过来看了看。表很便宜，夜市上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块的那种。塑料表壳，电子机芯，表带的连接处已经裂开了。
“买根新的吧，这个修不划算。”
小姑娘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小声说：”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她去外地打工了，让我好好戴着。”
沈师傅的手顿了一下。
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从抽屉里翻出一根旧表带——不知道是哪年换下来的，黑色，皮质，保养得还不错。他裁了一截合适的长度，用小刀修了修边缘，然后在连接处打了两个小孔，用螺丝固定好，接在了小姑娘的电子表上。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比他修那些几百上千块的机械表还要用心。
“好了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不要钱。”
小姑娘愣住了，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“下次考个好成绩，”沈师傅说，”就算给钱了。”
小姑娘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把表戴在手腕上，低头看了看，咧开嘴笑了。然后她转身跑出去，马尾辫在背后一甩一甩的。
夕阳从门口照进来，把沈师傅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晚上关门之前，沈师傅会把一天收到的表整理一遍。有些当天就能修好，有些要等零件，有些——他知道已经没人来取了。
那些没人来取的表，他都收到那个旧铁盒旁边，用绒布一块块包好，整齐地码在一个纸箱里。最多的一个，放了五年。
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扔掉。
他说：”万一人来了呢。”
其实他已经不记得每一只表的主人长什么样了。四十年来，他修过的表成千上万，见过的人也成千上万。但他总觉得，每一只表都还在等它的主人。万一哪天有人想起来了，回来找，他这里还有。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。
一天下午，一个中年人推开了铺子的门。
他站在门口，先是看了看墙上那些嘀嗒作响的钟——有的清脆，有的低沉，错落有致——然后他的目光落在那只一直停在三点十五分的挂钟上。他盯着那只钟看了很久。
“这个钟，还是三点十五分。”
沈师傅放下手里的放大镜，抬起头。来人他看不太清楚，逆光站着，只能看出一个轮廓偏胖的男人。
“你是——”
“三十年前，我来修过一只表。”
沈师傅眯着眼睛想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印象。三十年了，太久了。
中年人走到工作台前，从内袋里掏出一只表。那是一只很普通的电子表，表带是黑色的，屏幕已经有些花了，四个角都磨圆了。
沈师傅接过来，翻过来看了看背面。表壳上有细细的划痕，还有一行小字——用钥匙尖刻上去的，笔迹歪歪扭扭：”第一次考第一名。”
他忽然想起来了。
三十年前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，穿着和他女儿一样宽大的校服，攥着一只表跑进来。表带的扣环断了，急得快要哭了。他帮小男孩换了一根表带，没收钱，说了一句——”下次考个好成绩，就算给钱了。”
“你是那个小孩？”
中年人笑了。他今年四十多岁，发际线已经退到了头顶，眼角有了深深的鱼尾纹，肚子也发福了。但笑起来的时候，还是能看出当年那个小男孩的影子，那个攥着断了表带的电子表、急得快要哭出来的小男孩。
“考上了最好的高中，最好的大学，现在在一家研究所工作。”他说，”那只表我一直戴着，没换过。”
沈师傅看着那只表，没有说话。
“表带又断了吧？”
“没有断。”中年人把表放在台上，”我是来还那根表带的。”
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装着一段旧表带。黑色的，塑料的，边缘都已经磨得发白了，扣环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，看得出来用了很久。
“三十年，一直留着。”
沈师傅沉默了很久。他拿起那根旧表带，放在手心里，感觉轻飘飘的，又沉甸甸的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从抽屉里翻出一根新表带，在灯下比了比尺寸。
“换一根新的吧，那根旧的不能用了。”
中年人没有拒绝。
沈师傅花了十分钟，把新的表带换上，又把表盘擦拭干净，上了弦，调准了时间。
“好了。”
中年人接过来，戴在手腕上，扣好表带。他没有看时间，而是先贴在耳朵上听了一会儿。
“它还能走多久？”
“好好保养，再走三十年没问题。”
中年人把袖子放下来，遮住了表。但他转身出门的时候，沈师傅看到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表盘的位置，轻轻按了一下，像是在确认它还在那里。
那天晚上，沈师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关门。
他站在凳子上，把那只停在三小时十五分的挂钟取了下来。他用绒布把表面的灰尘擦干净，用螺丝刀打开后盖。齿轮没有生锈，发条也还弹性十足，机芯的状态其实一直很好。
他想了想，上了几圈弦。
钟摆开始晃动，发出一声滞涩的声响，然后变得越来越顺畅。
嘀嗒。嘀嗒。嘀嗒。
停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挂钟，重新走了起来。
沈师傅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，慢慢地把挂钟的指针拨到正确的位置。六点四十五分，三月的傍晚，天已经暗了，老街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暖黄色的光铺在青石板路上。
他把挂钟重新挂好，站在门口听了很久。
然后他关上门，走进了三月的晚风里。
身后的挂钟还在走着。
嘀嗒。嘀嗒。嘀嗒。